于是杨曼听得最多的一句话,就是来自领导深深的关切:“杨曼,这个钱投下去,会不会亏损?”
杨曼往往回答:“赚不赚钱我不能保证,但是肯定不会亏损。” 做市商也需要有盈利模式呀,动用自有资金提供报价已经很不容易了,谁也不能指望市场上会有免费的午餐。这是杨曼的心声。 2 交易量差,交易费用高,做市商低价拿货是有苦衷的 “自营团队去做市,心脏肯定不是一般的强大,能扛得住熊市亏损四五个亿的,再去牛市里赚回来。”杨曼感叹道,东方证券的确不是一般的有钱。 据说东方证券做市部门,交易员在一张上万元的桌子上盯着8个屏撮合交易。但除了少数大券商,杨曼说绝大多数做市商还是小米加步枪的简陋设备。在他的部门里,只有1个主要的交易员坐在一台电脑面前撮合成交,另外再配上1个备用的交易员,在旁边写报告。 今年以来,杨曼有时候索性自己坐在屏幕面前,一边写报告一边做交易,有一单没一单地撮合着。 正如杨曼自己所表达,从虚假繁荣到露出峥嵘,出现了各种让人怀疑人生的奇观:连续无量下跌、长时间维持价格倒挂…… 盘面的失常给了投资者短暂的套利机会,杨曼认为这其实就是因为做市商不能完全发挥其定价功能。另外一个失效的体现是,眼睁睁看一个票的价格已经跌了8倍,个人投资者眼馋得很,可是就是买不到,而机构如果拿这个价格和企业谈定增,企业不认。 一大波卖单少有人问津,撮合交易就成了一个偶然性事件,杨曼发出一声悲叹:“今年,你就不要问月交易量了,我觉得已经没有意义了。” 而且,杨曼抱怨道,新三板的交易费用实在太高了,缺乏真正鼓励交易的制度,既不能借券又不给返点补贴交易费,一手5%的价差,双边撮合,稍稍活跃点,就很容易出现亏损。 市场上有指责做市商不断压低拿货价格的声音,但是如今看来,杨曼觉得去年向企业要求优惠价是对的,因为这样做市商才有安全边际。 “太贵了,主要还是太贵了。即便是今天,还是有不少票我仍觉得贵,不值这个价钱。” 去年,杨曼的做市营收和成本实现了打平,不亏也不赚,但今年就没有这么乐观了。他预期浮亏概率大,目前手里已有三分之一的库存股进入浮亏状态。 而迫在眉睫的,就是即将到来的解禁大潮,这是机会,也是风险,他想接也未必能接。如果下一波的抛盘中,不是出现了质地特别好的企业,他宁愿保持观望状态。 3 我要做买方,做市业务应该是有前途的 其实股价跌惨了没关系,挖到的是金子总会发光,杨曼常常这样说。 可是做市的标的出现业绩下滑就不对了,只要出现一个这样的企业,就会给杨曼增加压力。 “要我说,今年的主题抓千股还真是不错!就应该先把那些鱼龙混杂的烂企业筛掉。”他咬牙切齿,恨恨地说道。 不过,他可不愿意再回到投行部门。杨曼坦率地承认,做市商让他收获了一种“买方”的感觉,并且“买方就是甲方,当甲方的感觉还是很好,即便投十万元,出去走着也是爷”。 如果把做市商市场比喻成一个菜场,今年菜场是门可罗雀,卖菜的人始终有,买菜的却很少。就算私募也来买菜了,也只会显得这个菜场的氛围更加可怜。 “其实我挺欢迎私募进来搞一搞的,但是我觉得我们看不上的企业,私募来做市的话一样也看不上。所以在引进活水之前,一定要筛、筛、筛走烂企业,免得将来坑死一大片。” 要是哪家私募愿意在做市业务上花大钱,杨曼调侃着说那倒不失为一个跳槽的好机会,毕竟做市业务还是有希望的。高盛是世界顶级的股权交易投资银行,做市业务年收有上百亿美金,为其总营收入贡献了至少四分之一。 而现在券商在三板做市业务的总投入,加起来都还没有超过400亿人民币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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